远去的雷声
易中天
当今中国,不但鲜有参天大树,就连灌木和小草都快没了,多的是水泥和塑料──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
吴冠中先生走了,他走得很寂寞。尽管媒体的反应相当强烈,悼念的文章也会铺天盖地。但社会的关注终归有限,公众的热情也终将消退。何况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关注的多少并不是问题。不被理解,才是最大的寂寞。因此,冠中先生将默默远去,连同他的“雷声”。
我不想讨论究竟是“笔墨等于零”,还是“没有笔墨等于零”。也许都对。我也不想讨论美协是不是“只养鸡,不下蛋”。也许不是。我更不想讨论中国美术是不是 “比非洲还落后”。那根本就说不清。我只想问:先生言此,难道是为了“炒作”?难道他说出的不是“诤言”,而是“寂寞”?
当然不是,不过鲁迅的精神在血管中奔腾;何况“怪异”的背后,还是深刻与尖锐。那么,泱泱大国,忧心忡忡如先生者,为什么寥寥无几?先生这些“雷人”的话,又为什么没有带来暴雨倾盆?
因为没有云。晴空霹雳,注定是“只打雷,不下雨”。
没有云,是因为没有水。没有水,是因为没有树。没有树,是因为种树的周期太长,远不如水泥和塑料来得快。所以,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就是说说而已,谁耐烦等那么久?还是“大干快上”的好。大学要扩招,学位要速成,职务要坐直升飞机,大家都要削尖脑袋挤进排行榜。
主管部门就像养鸡场的老板,天天数鸡蛋。学生和论文则像流水线上的产品,被批量生产出来。结果,当今中国,不但鲜有参天大树,就连灌木和小草都快没了,多的是水泥和塑料──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
这就注定不会有思想,也没有人会去关注思想。思想有什么用呢?能帮我们找工作吗?能帮我们还房贷吗?能帮我们拉到客户吗?能帮我们脱颖而出吗?不能。那又何必要?所以,即便是讲先秦诸子,都恨不得你能扯到市场营销上去。总之,我们需要的,是生财之道、竞争策略、职场经验和政治权谋,顶多再加一点“心灵鸡汤”。思想?还是算了吧!
所以,这不是一个产生思想的时代,甚至不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时代。何况就算有思想,又如何呢?塑料的眼睛也看不见,水泥的脑袋也想不通。
我无意批评大众,大众并没有什么错。首先,对于任何人,谋生都永远是第一位的。如今的就业和生存是那样的艰难,你不能站着说话腰不疼。第二,大众选择什么,关注什么,是他的公民权利和自由。你不能因为他不知道吴冠中,就说人家低俗。第三,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思想家。如果中国的成年人都变成了思想家,那才叫做灾难。当然,这绝不等于说,大众就不能有思想,不该有思想。只是说,他可以不思想,有权不思想。
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不都思考”,却总要“有人思考”。按照社会分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所谓“精英层”和“知识界”。如果这个阶层和界别的人,居然也是水泥的脑袋,塑料的眼睛,满腹的功利,一脸的麻木,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希望,有没有明天?这可真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斯人已逝,雷声已远。独立思考的人,将永远寂寞。问题是,我们还能听到那样振聋发聩的声音吗?
遂剥徐志摩《再别康桥》,以此悼念吴冠中先生──
寂寞地你走了,
正如来时之寂寞。
寂寞地离开这个漩涡,
不带走一丁点笔墨。
散文·散步·吴冠中
阎纲
女儿惜别,一把心酸泪, 载不动,许多愁,散文找我,我写散文。《我吻女儿的前额》和《38朵荷花》催人泪下后,我偶有所悟:动人心者莫过于散文。
散文,叹命途之乖舛,悲人生之易逝,赞美亲情、人性,不无疑惑、心跳。忧愤与深广,执著与洒脱、嬉笑与怒骂,叙事与抒情,紧张与放松,声光化电与十样杂耍,经史子集与生老病死,相互渗透又相得益彰,我于此道,还不入门。怎样才能把散文写得滋润、水灵?心头有火,笔头枯瘦,急也没用。
我是编辑,兼写评论,读得不少,只知道小说厚重,散文抒情,里面都有诗。所以我常对同行们说:“为了评论,诗不可不读,散文不可不写。”我自己暗里使劲,试图把评论和散文嫁接起来,把评论和政论嫁接起来,甚至和杂文、相声嫁接起来,造就一种精短的、散文化的评论文体。迄无成功,但终生不悔。
吴冠中几番简短的交谈,对我这个一辈子学文学而对文学不甚了了的人刺激很大。
吴冠中,享誉海内外,以“形式美”、“抽象美”独步文坛,却作惊人语曰:“笔墨等于零!”也就是说,笔墨是奴才,为我所用,笔墨离开了内涵成了零价值。吴老又坦陈己见说:我本想学文学,文学比绘画更伟大,但是想学文学没学成,便选了美术,成名之后,竟然惊叫一声:“我负丹青”!转身又惊叫一声:“丹青负我”!
醍醐灌顶!
他的高见却得罪了美术界的一些专家,他们批吴老时,用词相当刻薄。
九旬高龄的吴老,和我同住京南方庄古园,塔楼毗邻前后。老人喜欢方庄,说这里有人气,旁边就是体育公园。我多次在公园遇到他们老两口,有时在3元钱优惠老人的理发店和他擦肩而过。邻居们都知道这个很不起眼的小老头特别富有,(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小老头已上拍作品达1971件[次],总成交金额竟高达15.4亿元!日前,《北国风光》拍了3000多万元!)万贯家产似的,又非常节约,布衣素食,可也都知道他是个倔老头,并不爱钱,价值几百、几千万元的传世名画一捐就是100多幅。
我问吴老,我们《中国文化报》曾经编发过你的专版,记得吗?还有你一帧正在写生的大照片和年轻时候在凡尔赛宫的一张……,吴老说,记得。我说,大标题很醒目:《鲁迅是我的人格老师》!你把绘画和文学相沟通,使人更理解你的绘画也更理解你的散文。
看,吴老又从公园的林间小道缓缓走来,肩并肩搀扶着她,平和而亲昵;不认识他的人都把他当退休多年的老职工。我遇上他,总能说上几句话,她也总和小孙孙搭讪几句。吴老的散文,情亦何深!凝重得化不开,一句话就是一颗拔不掉的钉子,像针灸对准穴位时的麻和痛。我有意不跟他多谈,只在短暂并肩同步的时候,用最简练的话语请教他最文学的问题。他知道我最先编《文艺报》,后来到文化部编报纸,便问,《文艺报》先前是文联的吧?我说《文艺报》原先是第一次文代大会的会刊,后来委托作家协会编辑出版。他说,文联早该撤销!文联各协也该撤销,包括你们作协!我吓了一跳,说:“你这么说可不得了啊!”他起先鄙夷,转瞬变为严肃,说:“我不知道他们都干些什么,一个群众团体封那么多官干什么!”说完手一扬,点了点头,又搀扶着老伴继续向前挪动。
同年,吴冠中在一次答记者问中公开表示:美协、文联和作协都应该撤销,大报上竟然公开发表,我大为惊奇,然而,吴老敢言直谏的言论,社会反响却是正面的,人人皆知,吴老意在繁荣创作,艺术创新心切!
一天,邂逅他和她,便提到《他和她》,我说:“目下散文,写暮年亲情,无能出其右者。”他却说:“你写女儿的文字(指《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二文),好!”当然,这是鼓励的话,忽略不计。我又重复地说,吴老呀,你写的散文特别是《他和她》,人间哪得几回闻,真真的空谷足音呢!开篇头一段普普通通5个字,就打动人心:“她成了婴儿。”最后几句话:“他偶尔拉她的手,似乎问她什么时候该结束我们病痛的残年,她缩回手,没有反应。年年的花,年年谢去,小孙子买来野鸟鸣叫的玩具,想让爷爷奶奶常听听四野的生命之音,但奶奶爷爷仍无兴趣,他们只愿孙辈们自己快活,看到他们自己种植的果木。”平淡中寄深情,不尽的叹惋和眷恋,淡淡的垂暮之忧,但无一丝的沮丧与悲凉,大胸襟,大气度,我辈怎能学得!吴老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几次晤谈之后,我对吴老的文学观略有所悟,略举大端,就是借文字表现感情的内涵。吴老说:我自己一辈子笔墨丹青,却没有把画画好,步入老年之后,发现绘画造型毕竟是用眼睛看的,没有声音,情节出不来,感情也难表现出来。我至今捐赠了160多件作品,又亲手烧毁了200多幅,我付出了心血,但我不满意,恐为后人所责骂,所以我说:“丹青负我”,太狂妄了吧?但却是实情。我本不想学丹青,一心想学鲁迅,不该学丹青,该学鲁迅,这是我一生的心愿。固然,形象能够表现内涵,但文字表现得更生动,文学的力量甚于绘画。不要总是讨论艺术美不美、像不像,应该多想想艺术到底是干什么的。以文字抒难抒之情,是艺术的灵魂,整体从意象立意,局部从具象入手,是我的基本手法。诗,比绘画更深刻、更有蕴藉,诗,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所以,越到晚年,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涵,是数千年千姿百态的坎坷生命,是令子孙后代肃然起敬的民族壮景。我敢狂妄地说:“100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少一个鲁迅中国的脊梁骨会软很多,少一个画家则不然。
吴老说,我坚信,离世之后,我的散文读者要超过我绘画的赏者。
一位愧怍“我负丹青”的画家,在文学面前却敢言“丹青负我”,文学啊,何等神圣!
同吴老散步谈散文,应了牛汉的一句话:写散文是“诗在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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