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与棉花》
　　　　　　　　　　　　
　　　　　　　　　　　　　　　　　　　　　《木槿》
　　李：这种对待传统中出现的“舍本逐末”的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反思。您在面对传统时，提到一个“浪子回归”的概念，我的理解您这是有实指的。您在法国留学时感受到民族的歧视，在文化差异中感受到弱势文化的委屈与压抑，使您有了一种回归的感觉，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苦难的国家。这是一个层面上的回归。而在艺术的追求上，感觉您好像是要回归到人性和生命的本体上来。我看您创作的《高粱与棉花》，这种具体的与人的生命生活息息相关的高粱、棉花的意象在您的笔下仿佛变成了某种图腾。我对您文章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印象很深，您在画《麻雀》的时候，麻雀距离您非常近，但它并没有飞走，而是自然地停留在原地，好像是在配合您的绘画创作。这个细节让我感触良多。这种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是否也是您“浪子回归”的一个目标？
　　吴：您讲得非常好。您提到的回归的两个概念，都是我所追求的。我正是在不断努力寻找人生原始的真诚。小的时候，我很喜欢丰子恺的漫画，觉得有意思。后来进了艺术学院，学了一些专业的绘画技法，感觉丰先生的画似乎太简单了。但现在画了一辈子画，古今中外的画作也看了不少，反而觉得太复杂的东西中包涵的真人性太少，越是简单的画，越能反映出真性情。所以，现在我更喜欢丰子恺的画。这种心态的变化，童心的回归，让我对原始的、真诚的东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李：您在艺术方面可以说是不断地在创新，不断地超越自己。我个人认为，创新的东西别人不太容易摹仿，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汰。这就是创新最有价值和魅力的地方。但就市场而言，摹仿您的东西有很多。您面对这种现象是个什么感觉，或者说有什么办法？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艺术市场还不太成熟，您对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些担忧？
　　吴：很多画家在面对市场时都会变得有些计较，很关心自己作品的价位。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市场的价位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一个画家的水平或者说地位。但就我个人来说，真的不在乎这些。一方面因为我年纪大了，不太看重钱，可以说不靠卖画吃饭了。况且市场的价位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的艺术有自信。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尽管现在的艺术品市场有些混乱，但经过大浪淘沙之后，吹尽狂沙始到金，真正的好东西一定会被社会认可。
　　李：确实，市场的东西不是艺术家能决定的，艺术家也不必太过关心这些东西。不过总体而言，艺术市场的成熟对艺术发展还是有益的。您作为一个当代著名画家，您的作品很有市场，但您却没有为这些利益所动，还是将大量作品主动捐赠给了博物馆。这些年您捐给国家的作品恐怕也有上百幅了。这次您给故宫博物院捐赠了三幅作品。您明确表示过，这三幅作品是能代表您最高水平的。我作为一个博物馆工作者，一个“故宫人”，听了这话很感动。从您个人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故宫博物院接受现代画家捐赠这样的行为。
　　吴：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曾经讲过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觉得博物馆也是如此。博物馆不在大小，重要是藏品，有一件镇馆之宝就不得了。从这一点来说，我很赞同博物馆广收藏品。故宫博物院以贮藏古代艺术珍品为主，但艺术是发展的，故宫博物院也不能完全停留在古代，也要收藏一些现代的艺术品。
　　当然，收藏在世画家的作品对博物馆来说是个艰难的选择，做出这种选择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和过人的魄力。加拿大多伦多的安大略美术馆，以收藏大量英国著名雕塑家亨利・摩尔的作品闻名于世。但当时馆长在收藏这些雕塑品的时候，受到人们很大的非议，直到若干年后摩尔身价大增，人们才认识到这项收藏的价值。所以，有些事情最好是让时间和历史来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