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吴冠中老先生对画院的意见，深感老先生的诚实和正直。再看看我们的国家画院院长龙瑞理不直气不壮的反驳，觉得驴唇不对马嘴。我曾对很多同行和朋友说过，一百个吴冠中的对手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吴冠中一个。我指的是，除老先生的创作实践外，他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不同观点，皆能够切中要害，引起大家的反省和思考，也激起既得利益者的恐慌和鼓噪。

　　龙院长声称国家画院承担着宏扬民族艺术和落实国家重大题材创作的了不起的任务，帽子确实够大的，够吓人的，但这顶帽子是否只是一个幻觉呢？是否只是那些吃皇粮的人的自我吹嘘和自我标榜呢？这里，我摘录一段我在1998年发表的《体制中的画家》一文中的有关部分：

　　我想人们早已忘记画院存在的理由了，我的意思是，画院就其功能而言——如果国家愿意花钱扶持这门传统艺术的话，应该是集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应该是专家好手汇集之所。但是这一功能早已荡然无存，它既没有将中国画这门传统艺术发扬光大，也没有培育出第一流的画家。一言蔽之，画院对中国艺术事业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相反它已成了保守和平庸的代名词，成了一群吃大锅饭的人固守既得利益的顽固堡垒。不妨将全国大大小小画院的创作进行一番检阅，一幅幅平庸无奇的作品会令有眼光的观众惊讶。事实就是这样的，多少年来几乎见不到这些体制内的画家有什么突出的作为。像傅抱石、石鲁、李可染这些比较优秀的画家的成功，都不能计在画院功劳簿上，因为他们进入画院前早就奠定了自己的优势。另外我还要强调一点，当下的画院与其他一切多余的官衙一样，是以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就如人体中的盲肠），说它多余是因为割去它丝毫不会对艺术的繁荣产生不良影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此大方，养了如此之多的画家，而不过问这些画家为国家为社会做了些什么。

　　这篇文章曾激怒了几位原先关系还算不错的朋友，他们的论调与龙院长大差不差。是的，这就是体制与合理性、与历史观之间的分歧。我用驴唇不对马嘴作为题目，意思已很清晰了。我还想补充，吴老先生也提出画院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可能得加上一条：同时又是计划政治的产物，是当时高度组织化的需要。当某种事物在其自身的演变过程中已亮出了底牌，如果我们还在继续装蒜，或者继续糊涂，那就有理也说不清了——这笔账只能由历史来了结了。